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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佛教史论坛在北京大学成功举行

2018-10-19 22:15| 发布者: 六祖寺编辑| 查看: 54| 评论: 0

摘要: 解析佛教历史推动佛学发展2018年9月1日至2日,由六祖寺支持的“宗门教下:东亚佛教宗派史的解析、诠释与重构”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这是继去年浙江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佛教史论坛“走向‘活’的文献研究 ...

解析佛教历史 推动佛学发展

 

2018年9月1日至2日,由六祖寺支持的“宗门教下:东亚佛教宗派史的解析、诠释与重构”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这是继去年浙江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佛教史论坛“走向‘活’的文献研究”之后,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佛教史论坛。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广东四会六祖寺发起的天柱国际佛教与东亚文化研究网络的重要合作伙伴。另外八所大学还包括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麦克马斯特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INALCO)、比利时根特大学以及国内的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山大学,该研究网络致力于推动佛学的跨学科研究、跨领域合作和国际佛学人才培养。

 

论坛开幕式由本届论坛组委会负责人、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湛如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郑筱筠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冯国栋教授分别代表京内外学者致辞。会议期间,经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讨论,决定第三届论坛将于明年在南京大学举办。南京大学代表杨维中教授在闭幕式上致辞。

 

北京大学王颂教授主持开幕式

 

北京大学湛如教授审阅会议论文集

 

在中国传统佛教中,禅宗被称为“宗门”,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等以义理研究见长的佛教宗派被称为“教下”“宗门教下”是中国传统佛教宗派的总称,宗派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外学术界研究与论述中国佛教史的基本写作范式。但自上世纪中叶开始,汤用彤先生就开始反思中国佛教宗派研究模式的弊端。他指出这一观点受到日本佛教宗派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所谓中国佛教“十宗”、“十三宗”说并不符合事实。唐末来华留学的日本僧人圆珍甚至赞美中国“唐无诸宗,绝恶执论”,以中国之无宗派来对比批判日本宗派林立的情况。本届论坛围绕着宗派问题,有逾百名学者报名参会。最终经组委会筛选,遴选了近八十篇专业论文进行发表。很多论文都力图突破既往成见,提出新观点。

 

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海科发表《<漩澓颂>版本考兼论<会诸宗别见颂>存佚》

 

复旦大学博士后陆辰叶发表《多罗那他<七系付法传>中的传承脉络初探——以第一系大手印传承为例》

 

北京大学王颂教授认为,宗派范式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应用,应该说在思想史的梳理方面。由于宗派范式所具有的区隔化特性,使之能够较为有利地突显个别思想家的学说特色,以及其与其它学说的对立和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宗派框架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思想的普遍性与渗透性,在一些方面进行了僵化乃至生硬的曲解。他在肯定了一些学者对宗派意识的产生时代所作的实证性考察的同时,也指出不应过度强调宗派意识之于宗派形成的作用。他认为,佛教宗派成立的动因往往是现实的因素而非以教义学说为代表的宗派意识,构成东亚地区宗派成立的根本因素之一是以法脉来呈现的宗法关系,而其源头在于儒家的宗法制度。经济基础与宗法制度的结合才是宗派化转型的动力,因为宗派可以很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保障佛教团体维持相对的独立性。他对宗派范式转换的可能性也做了一些初步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授认为,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判教,就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十分类似于世族等级划分,实际上是贴上佛学上的士庶等级标签。这些“某论师”都是他称,而且是自认为佛学中高等级世族(圆教)对佛学中低等级世族、甚至是寒门的称呼,近似于一种佛学上的种姓称呼。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指出隋唐文献中的“法相宗”、“唯识法相宗”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谓宗派的意涵,而是专门指唯识学的宗旨,并非窥基一脉的宗派观。不仅传世文献,从敦煌的材料来看,直到吐蕃时期的敦煌僧人,仍没有明确的宗派传承,也找不出反映门户之见的资料,也就是说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佛教是没有宗派的。

  

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浅谈中国佛教史研究中的“宗派”问题》

 

与会学者特别探讨了中国宗派观念在近现代的重塑,日本佛教宗派观念,特别是《八宗纲要》等日本宗派范式的重要影响,以及杨文会、汤用彤、太虚等人在中国佛教宗派观念的现代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反思。武汉大学何燕生教授还指出,木村泰贤在华期间鼓吹的“大乘佛教”赞叹在家主义、批判出家主义,有意为日本佛教的在家主义倾向寻找合法性依据,以此推销日本佛教。

 

北京大学范晶晶助理教授发表题为《新出犍陀罗语譬喻类文献与汉译譬喻类佛典相似性的初步比较研究》的报告

 

大阪大学康昊博士后发表题为《再论日本禅宗成立史上的十四世纪:从禅教之争的角度》的论文

 

除了对作为一种范式或方法论的“宗派”进行重新的理论诠释与整体反思,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宗派”的史料及其解读上有很大的突破。以往研究中国佛教宗派问题,主要是历代祖师大德的著作,辅助以僧人传记等材料。上海师范大学侯冲教授利用了大量民间佛教科仪中“启师科”,以及“破狱科”、“赞天科”等佛教仪式中启请祖师临坛的文献,来探讨宗教实践活动中,如何看待佛教祖师。浙江师范大学武绍卫讲师则通过敦煌文献中供养僧人遗像及其对其一生行迹的描述“邈真赞”等资料来说明敦煌寺院中没有出现专门祭祀某一宗派历代祖师的情况。北京大学赵悠助理教授指出佛教典籍文献中固定的譬喻类似一种“黑话”,可以在某些相对固定的派系或文献脉络中沿袭。北京大学范晶晶助理教授则通过譬喻文献的流变,指出成熟时期以前、后世因果报应题材为基本元素的譬喻文体,应该与相信过去、现代、未来三世实有的说一切有部有某种关联。北京大学陈明教授向听众展现了“老鼠噉铁”的故事在古代欧亚地区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的传播和流变。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指出唐宋时期,高僧圆寂后,会在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寺院分别建塔,“数数建塔”这一现象,催生了一人多塔、一人多铭(塔铭)的情况,不仅为塔铭带来了版本校勘的问题,而且也反映出禅宗十方丛林住持轮换与任期制等多个重要问题。新加坡佛学院图书馆馆长纪赟副教授在对近代太虚法师的研究中,大量利用了台湾地区所藏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太虚相关档案,其中主要包括台湾中国国民党党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湾“国史馆”藏各类档案中的太虚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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