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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祝贺美国六祖寺落座加州——“从‘丝绸之路’到‘书籍 ...

2018-10-19 21:44| 发布者: 六祖寺编辑| 查看: 52| 评论: 0

摘要: 在海外信众的积极支持下,美国六祖寺选址加州。美国六祖寺的成立,为中美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汉传佛教在北美的弘扬增添了新的力量。2018年9月21日至23日,由广东四会六祖寺发起的天柱国际佛教 ...





在海外信众的积极支持下,美国六祖寺选址加州。美国六祖寺的成立,为中美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汉传佛教在北美的弘扬增添了新的力量。2018年9月21日至23日,由广东四会六祖寺发起的天柱国际佛教与东亚文化研究网络(The Tianzhu Network of Buddhist Studies & East Asian Culture)主办了题为“从‘丝绸之路’到‘书籍之路’:中亚与东亚之间贸易、艺术品与书籍的网络”的国际会议(From the Silk to the Book Road(s): Networks of Commerce, Artifacts, and Books Between Central and East Asia),会议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隆重举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UBC Buddhist Studies Forum)、加拿大“拔地入云”国际研究项目(UBC SSHRC FROGBEAR Project UBC-SSHRC)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佛学研究中心 (UC Berkeley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参与协办。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天柱国际佛教与东亚文化研究网络九所合作大学之一,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伯克利市,是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地理上的便利,将会进一步有利于美国六祖寺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合作,促进佛学研究和汉传佛教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在上大下愿大和尚的引领与照护之下,六祖寺逐步形成了以“当代佛学学科体系建设”、“当代佛法修证体系建设”、“当代佛教国际弘法体系建设”、“当代佛教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四大体系建设的宏大弘法格局。来自中国、欧美的九所大学组成的天柱国际佛教与东亚文化研究网络、美国六祖寺的成立以及本次跨学科研讨会的举行,都是六祖寺在推动当代佛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当代佛教的国际弘法体系建设的尝试与努力。



十余年前,浙江大学的王勇教授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意在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强调自古以来中国与西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丝绸等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层面;而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交流,则主要体现在以书籍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十余年来,更多资料被发现、出版、电子化,跨学科合作及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学者们有关“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探讨更为丰富,认识也益发深刻。


围绕着“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这一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研究领域的三十余位学者汇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书籍流通”、“佛教艺术”、“政治意涵”、“物质文化”、“文学作品”、“信仰崇拜”等议题进行了为期三日的发表与讨论,与大家分享自己最重要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得此次会议不仅拓展了学科的宽度,又加深了研究的深度。现场反响十分热烈。

 

主题发言



9月21日下午,六祖寺教育办主任、茂名灵惠寺方丈登觉大和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夏复(Robert Sharf)教授,以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拔地入云”研究项目主任陈金华教授分别致辞欢迎。之后,首都师范大学的郝春文教授与浙江大学的王勇教授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郝春文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从敦煌写本看丝绸之路上的文献交流》,对敦煌文献的数量、来源地和内容做了具体考察。他指出,敦煌不仅是东西经济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汇点。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既有东来西往外地人遗留下的书卷,也有敦煌人东去西行携带回的写本。它们是敦煌与外地交流的见证、是中华文化与外域文明汇聚交融的见证,也是东西文化融入敦煌、影响敦煌的见证。

 

 王勇教授的演讲题为《奈良时代的书籍之路——以第十二次遣唐使为例》。他指出正仓院761年文书《奉写一切经所解》中所列当时日本“一切经”总数较之三十一年前的《开元录》多出三百二十四卷,进而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何以日本的一切经竟比中国开元年间的一切经卷数还多?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缀合正仓院文书收录的四份佛经目录,并尝试复原第十二次遣唐使的求书历程,王勇从新的角度探讨了唐代佛书东传的轨迹,解开了这个谜团。当时日本举国体制编制佛经阙本目录,朝廷直接参与写经事业,遣唐使在中国极力搜集书籍,日本佛教界精心保存珍贵的东来唐本,使得奈良时代的一切经数目巨大。

 


书籍之路


主题演讲之后,进入不同主题的部会 (panel)。第一、二部会同名为“书籍之路:汉语言”,分别由斯坦福大学宗教系教授、系主任柯嘉豪 (John Kieschnick) 和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的蒙曦 (Nathalie Monnet) 主持。与会学者围绕多种语言、多种印刷物载体,展开了精彩的演讲。


郑州大学的葛继勇的演讲题目是《域外出土简牍与中日书籍之路》。他以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各国出土的《论语》简牍为中心,从东亚的整体视野出发,将东亚各国出土的汉文典籍简牍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坐标中定位考察,梳理中国文化在域外本土化过程中的化用与变异。


北京大学的丁莉发表了题为《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的中国叙述与中国书籍》的演讲,着眼日本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中有关中国的叙述,从物质、文本、图像三方面分析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后对本土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汉籍与唐绘源源不断经由书籍之路抵达日本,不论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对古代日本而言均是巨大的滋养。


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吴疆利用《舶载书目》,就大庭修的先行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的佛教书籍进行了致密的分析。通过研究黄檗僧侣在十七、十八世纪中日贸易中有关书籍交流的活动,重点关注日本佛教界对《嘉兴藏》的购买及黄檗僧侣所起到的作用,解明了中国佛教利用蓬勃的长崎贸易在京都宇治开辟黄檗宗的具体情形。并指出,随着幕府对长崎贸易管控愈严,书籍贸易亦不复昔日活跃,中国僧侣在日本的影响逐渐减弱,至十八世纪中叶以降,黄檗宗已被完全日本化。


香港中文大学的吴伟明带来了一场有关《易经》在西藏本地化研究的精彩报告。这项研究广涉汉藏文献,探讨了西藏地区对《易经》及其相关概念和符号的接收。譬如五行、八卦皆可在西藏神话、宗教、文学、艺术、医学等领域找到,阐明西藏地区《易经》的历史接受是将传统中国学说融入西藏文化和宗教的过程。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纪强(George Keyworth)对敦煌文献和正仓院的圣语藏、妙莲寺松尾社一切经、七寺一切经等作了极为细致的对照、比勘,指出书写格式,卷末识语(奥书)都显示出它们共同的源流,为可将日本视为丝绸之路的终点——这一论题提供了丰赡并富说明力的证据。并强调佛经写本的识语内容富含考察文本来源的重要信息,描绘出从中国西部至日本广泛的佛教写本制作传统的图景。


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的町泉寿郎基于多年来对各地图书馆所藏之调查,为我们介绍了19世纪欧洲东洋学者的藏书情况,并概述美国收藏的日本古典文献,由此考察东西书籍文化的交流。重点介绍了德国博物学家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的藏书、19世纪法国学者Léon-Louis-Lucien Prunel de Rosny(1937-1914)所藏日文书与汉籍。指出从他们的藏书目录可知,19世纪欧洲的东洋学者普遍对中国西域、日本南海离岛等“边境地区”深感兴趣,且同时期日本学者也对“边境地区”怀有研究的热情,从前对儒学典籍绝对重视的日本学者也开始关注海外及边境,视野逐渐扩大至世界史的范畴。


日本京都大学的瞿艳丹关注在罗振玉、内藤湖南等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承担重要桥梁之责的珂罗版印刷工作者——小林写真制版所主人小林忠治郎的生平事迹,利用小林写真制版所后人保存的图像资料,及相关书信、图录、珂罗版复制本等多种文献,重点考察了满洲国时期《大清历朝实录》的复制过程,指出学者、技术者共同参与复制的典籍往往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学术取向甚至政治风气。


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的戴德安(Benjamin J. Nourse)关注清代的北京如何成为西藏宗教经典进出口地,又是如何成为藏、汉、满、蒙文翻译的重要中心。他对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的刻经行为进行了个案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的索罗宁(Kirill Sololin)重新探讨了西夏汉传佛教的来源问题。对三种西夏文文献(《洪州宗师教仪》及《洪州宗趣注解记》《支那碧岩禅师随缘录》《金刚经科颂纂要》)作出细致分析,论证了西夏汉传佛教主要来源为北宋杭州地区华严宗体系中的思想这一观点,认为西夏流传的禅宗文献实际属于该体系,钱塘一带可以作为西夏佛教的起源之一。西夏汉传佛教另一起源是辽,从杭州地区传入西夏的文献内容与辽代资料十分接近,大致属于晚期华严思想及晚期唯识宗资料。


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黄士珊(Shih-shan Susan Huang)探讨了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蒙古统治之下,畏兀儿精英从中亚地区入徙中原地区,作为传播佛教典籍文化的中间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除了传统的文字资料外,该研究还广泛利用吐鲁番出土的佛教版画,以及在中国东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石刻资料。凭借元代的驿传体系,畏兀儿精英巨大的网络可以从中国延伸至中亚,再到南亚及东南亚等佛教国家,皆可阐明佛教典籍与版画是如何流传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在漫长路途中赞助出版、使用、翻译并传播佛教典籍的人群,着重考察了蒙速速(即忽必烈近臣孟速思)与亦黑迷失这两个人物。在对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所藏蒙速速家族供养图进行细致分析后,还将吐鲁番出土的元代杭州里贴纸纸铺所在地在地图上定位,具体展现出“佛教文化之路”“版刻之路”的恢弘画卷。

 


艺术之路


龙门石窟研究院的张乃翥发表了题为《西域艺术风尚与洛阳中古石刻美术之互动》的演讲。他以洛阳石刻文物实例为线索,指出出现于汉地文化圈石刻装饰艺术中的美术题材,诸如千佛图、莲花、神异动物等佛教艺术样本,及卷草纹、连珠纹、忍冬纹等西域世俗艺术样本,都是异域文化题材移植东方的结果。而掺杂其中的四神、十二生肖等汉地传统纹样,则体现出东方美术创作采用西域表现技法的情势。进而又说明, “密体意致”的美术事像,实乃起因于两汉以降佛教艺术东渐中国的引进和西域文化播越汉地的移植。究其含蕴其间的文化渊源,无疑来自西方造型艺术装饰风尚的美学感染。


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蒙曦围绕敦煌千手观音画像以及十二世纪大理国梵像卷进行了比较研究,她提出佛法的传播路径被传统地冠以“丝绸之路”的名号,但是实际上佛教信仰的渗透并非总是自西向东、经过中亚和长安,最终到达日本的。在中国最西南端的云南流传甚广的密宗便是一个最好的反例。她注意到张胜温所绘的大理国梵像卷中出现了观音菩萨的多幅图像,并以此为对象和敦煌的千手观音进行了对比,并发现了二者在艺术上惊人的相似。


陕西师范大学的沙武田以敦煌画和唐墓骆驼俑为中心,考察了丝绸之路上的绢帛图像。他从形象历史和图像认识的角度,仔细观察敦煌壁画图像和隋唐以来墓葬中出土的、以各类骆驼俑为主的考古实物材料,对历史时期丝绸之路上作为财富象征乃至货币流通的绢帛形象作出了全新的考释。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孙明利以初盛唐时期一佛五十菩萨像从西域向中国的传播为着眼点,罗列出这一题材分别在印度、唐两京地区、敦煌,以及四川地区的图像表现,并比较这些图像之间的异同,以此探讨初唐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情况。


来自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的黎北岚 (Pénélope Riboud)以粟特人节日图像为研究案例,主要考察了拜火教(祆教)的仪式以及中亚地区对宗教仪式的参与。通过分析多种图像,进而分离语言和视觉符号,从而追溯其起源及意义,最后尝试识别这些仪式。在关注特定图像主题的同时,也旨在为中亚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多方面叙述提供更好理解的方式。


来自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王慧兰以一件收藏于大都会博物馆的九至十世纪的孔雀明王绢画为切入点,探索其独特的图像和风格特征及其反应的南亚、伊朗、中亚,尤其来自于和田的图像原型。她还从归义军时期十世纪曹氏家族和和田王族的联姻这一角度,进而考虑和田地区在孔雀明王信仰传入敦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她还阐释了在可携带和不可移动的图像中,文化传播是如何在不同的地区发生的。


来自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衣丽都围绕云岗地区的石窟艺术进行了研究,她指出云冈石窟是相当复杂的跨文化现象的成果,在其中可以观察到希腊、罗马以及印度犍陀罗的影响。但是这种复杂性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其他的佛教石窟之中。2009年、2010年和2012年云冈石窟考古发掘出的寺院遗址成果,引发了她研究云冈石窟遗址和巴基斯坦白沙瓦盆地寺院遗址建筑结构相似性的兴趣。以此为契机,她在论文发表中详细探讨了不同文化的艺术和建筑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与融合。

 


政治意涵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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